《三国志》与日本历史

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是中国正史中最早 、最详尽记述日本列岛上情况的一篇,也是到目前为止,研究邪马台国问题的唯一文献资料,因此备受重视 。

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涉及范围极广,从地理位置
、行政制度、风俗人情 、规章组织、物产器具一直到当时两国间的遣使
、通交情况都有记载
。这篇记传是中国曹魏时,中国人记载的有关日本列岛上一些情况的唯一资料。公元3世纪前后,在日本还没有历史记载,一般称为“史前时代 ”或“阙史时代
”,不惟没有文字记载,即口口相承的传说、神话也不多 。今天想了解这一时期的情况 、历史,除了出土的遗物和历史遗迹可以约略地提供一些轮廓外,没有别的根据。可是,这篇出诸中国人手的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,却能详尽地说明当时各方面的情况
。

从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记述的内容看,可以认为作者对当时日本列岛上情况的了解,是比较全面和清楚的,特别是对于对马(海)国
、一支(大)国、末卢国 、伊都国
、奴国、不弥国和邪马台(臺)国七个“国家”,记述尤详;至于其他一些“国家 ”,则不过留下一个国名而已。他们有一个共主,即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 。在这女王统治的“国家”南面,还有个不属于女王统治,且与之不和,以男子为王的狗奴国
。

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的最后,记述了魏景初三年(公元239年)至正始八年(247年)间,倭国来魏国朝贡以及魏国册封 、赏赐倭国等记录。

公元3世纪,在日本列岛上虽已有少数比较先进的地区,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;但绝大多数地区,却仍滞留在原始社会,或正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 。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所记正是当时这些比较先进地区的情况
。

从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所记的内容看来,其材料的来源,很大可能是根据曾出使日本列岛的(带方)郡使的报告,或到洛阳奉献的倭使们所述;有些,还可能是编撰者们亲睹或耳闻的事实。《三国志》编撰者的陈寿和《魏书》所据祖本《魏略》的编撰者鱼豢,都曾在三国时出仕,并且都到过洛阳,很可能亲见或直接耳闻使节往来,至少他们也能见到有关档案资料 。因此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中,一再而用现在时概念的“今
”,和一般史籍的行文不同
。因为编撰的时间和事情发生的时间,相距不远,所以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的可信程度很高。尽管这样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记载中有失实,夸张乃至矛盾的地方,仍属不免 。但把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中的记载和今天日本列岛上出土的遗物
、遗迹一相比较、对照,就可以知道传中所记的准确程度
。因此,日本的史学家们从来都很推崇它的正确性。早在两个多世纪前的新井白石,在他致另一位学者佐久间洞岩的信中,就说：“《魏志》所记,盖实录也 。”

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是中国正史中最早 、最详尽记述日本列岛上情况的一篇,也是到目前为止,研究邪马台国问题的唯一文献资料,因此备受重视。

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涉及范围极广,从地理位置
、行政制度、风俗人情 、规章组织、物产器具一直到当时两国间的遣使
、通交情况都有记载
。这篇记传是中国曹魏时,中国人记载的有关日本列岛上一些情况的唯一资料。公元3世纪前后,在日本还没有历史记载,一般称为“史前时代 ”或“阙史时代
”,不惟没有文字记载,即口口相承的传说、神话也不多 。今天想了解这一时期的情况 、历史,除了出土的遗物和历史遗迹可以约略地提供一些轮廓外,没有别的根据
。可是,这篇出诸中国人手的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,却能详尽地说明当时各方面的情况。

从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记述的内容看,可以认为作者对当时日本列岛上情况的了解,是比较全面和清楚的,特别是对于对马(海)国
、一支(大)国、末卢国 、伊都国
、奴国、不弥国和邪马台(臺)国七个“国家”,记述尤详;至于其他一些“国家 ”,则不过留下一个国名而已 。他们有一个共主,即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
。在这女王统治的“国家
”南面,还有个不属于女王统治,且与之不和,以男子为王的狗奴国。

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的最后,记述了魏景初三年(公元239年)至正始八年(247年)间,倭国来魏国朝贡以及魏国册封 、赏赐倭国等记录 。

公元3世纪,在日本列岛上虽已有少数比较先进的地区,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;但绝大多数地区,却仍滞留在原始社会,或正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
。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所记正是当时这些比较先进地区的情况。

从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所记的内容看来,其材料的来源,很大可能是根据曾出使日本列岛的(带方)郡使的报告,或到洛阳奉献的倭使们所述;有些,还可能是编撰者们亲睹或耳闻的事实 。《三国志》编撰者的陈寿和《魏书》所据祖本《魏略》的编撰者鱼豢,都曾在三国时出仕,并且都到过洛阳,很可能亲见或直接耳闻使节往来,至少他们也能见到有关档案资料
。因此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中,一再而用现在时概念的“今”,和一般史籍的行文不同。因为编撰的时间和事情发生的时间,相距不远,所以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的可信程度很高 。尽管这样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记载中有失实,夸张乃至矛盾的地方,仍属不免。但把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中的记载和今天日本列岛上出土的遗物
、遗迹一相比较、对照,就可以知道传中所记的准确程度
。因此,日本的史学家们从来都很推崇它的正确性。早在两个多世纪前的新井白石,在他致另一位学者佐久间洞岩的信中,就说：“《魏志》所记,盖实录也 。 ”